中美合作的迷思（二）：结构性摩擦与分配不均

为什么 Engagement Policy 的破产会促使中美两国在 2018 年打响贸易战的第一枪，在经济上展开全面脱钩的议程？

一、政体差异产生的结构性经济摩擦

1. 产业补贴的不对称

中国的党国体制（或者说举国体制，Whole-of-Nation System）可以做到一件在多元民主体制中极难做到的事：以国家意志集中资源，长期、大规模、跨周期地扶持战略性产业。 这种模式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土地、资本、能源）和改变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实现超常规的资本积累。

国有企业的行为逻辑也与美国的私营企业不同。它们可以为了长期目标（就业、市场份额、长期战略规划）承受长期亏损、在不同业务板块之间交叉补贴、获得事实上的政府担保，融资成本系统性地低于市场水平。

哪怕是私人企业，也可能享受到地方政府以免费或极低价格提供的工业用地。针对特定行业，国家可以提供税收减免和财政直补——在光伏、钢铁、铝业、电动车、半导体这些领域，中国政府投入的补贴规模让西方国家产业政策望尘莫及。

在面板行业，京东方曾经历过长达十余年的「投产即亏损」周期，其早期年度亏损额经常以十亿计。然而，京东方每建一条高世代生产线（如合肥、北京、成都），地方政府不仅提供廉价土地，还通过政府投资平台直接注入资本金，甚至协调当地银行提供大规模低息银团贷款。这种模式允许企业在不具备盈利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支出拖垮缺乏国家补贴的国外竞争对手，最终实现市场垄断。

中国中车也是例子。2015 年，政府强力推动北车（CNR）与南车（CSR）合并。在民主体制下，这种级别的合并通常会因反垄断审查而难以通过（参考西门子与阿尔斯通合并被欧盟否决）。但在中国，合并的逻辑是「一致对外」，防止两家公司在海外竞标时互相压价，从而损耗国家利益。这就导致中车在海外（如东南亚/拉美）竞标时，往往带着中国进出口银行或国开行的数十亿美元低息贷款。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买火车，而是捆绑性地解决整条铁路的资金问题。这种「产业 + 金融」的捆绑，是西方私营企业无法提供的。

关键点在于：这不是可以被指责「在西方市场经济主导的 WTO 里钻空子」的事情。这是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它确实运作得非常成功。 但当这些被大规模补贴的产品进入全球市场时，它们实际上是在与没有接受过同等支持的企业竞争。美国自己也有产业补贴——军工复合体、农业补贴、最近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但在规模、持续性和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上，两个体制的能力边界确实不同。

WTO的规则体系是为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设计的。它关于补贴、倾销、公平竞争的规则，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政府与企业之间有清晰边界、资本按市场信号配置、价格反映真实成本。中国的混合体制不完全符合这些假设，但又不完全在这些规则之外。这在规则层面就造成了一个灰色地带，双方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论据。

2. 市场准入和技术转移

在中国，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 JV）曾是外资进入汽车、航空、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的唯一门槛。具体分工上外企提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方伙伴提供土地、劳动力和政策协调。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市场换技术」的强制性博约，或者站在外企的角度看，「以技术换市场」。经过数十年，中方伙伴（通常是大型国企）通过学习、拆解和本土化，迅速跨越研发初期的「死亡谷」。

数据方面的限制从来不比美国少。亚马逊（AWS）和微软（Azure）在中国运营，必须将技术资产授权给持牌的中方运营商（如光环新网、世纪互联），且不能拥有数据中心的运营权。严格的《数据安全法》要求所有在华产生的数据必须存储在中国境内（iCloud 云上贵州就是例子），这不仅增加了外企的合规成本，也让其全球统一的技术架构无法在中国完全落地。

在互联网生态上，GFW 不只是审查工具，它在客观上也是一道产业保护屏障。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是在一个没有 Google、Amazon、Facebook 直接竞争的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原本流向这些全球平台的广告费、用户数据和研发资源，被强制回流给了国内的大厂，因此他们有余裕在一个拥有 10 亿用户的巨大单一市场中疯狂试错、迭代，直到它们带着短视频算法、移动支付等成熟生态出海时，他们已经具备了恐怖的规模效应和资本实力。这种保护在全球任何贸易规则体系中都很难被归类；它名义上是出于信息安全和社会管理需要，但它的经济效果是事实上的市场保护。

这种保护的结果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是可喜的：

西方世界的集体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0 年之后，西方国家的贸易规则也显现出了从市场效率主导的利润最大化向国家安全、产业韧性乃至地缘政治考量的转移。例如最经典的 IRA《通胀削减法案》：

如果消费者购买电动车想获得 7500 美元的税收抵免，该车的电池组件必须有很大比例在北美制造，且电池关键矿物不能来自「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主要指中国）。这种程度的税收抵免相当于直接向电池工厂（如特斯拉在内华达的工厂、丰田在北卡罗来纳的工厂）注入资金，其规模之大，被欧盟批评为「掠夺性补贴」。这一政策迫使大量原本打算投资欧洲或中国的韩、日、欧企（如现代、大众）不得不将生产线迁往美国。这与中国早年强制外企在华设厂的逻辑如出一辙。

最近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也标志着美国对半导体行业的干预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美国商务部直接拨付数百亿美元，重点扶持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在美国的先进制程工厂。获得补贴的企业被禁止在未来 10 年内在中国扩建先进产能，且如果利润超过预期，还需与政府分享收益。

如果仅仅把这种模式的转变看成「高墙对高墙」的对等反击，是绝对不够的。这是新自由主义运行 40 年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中美合作的迷思（三）：市场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

3. 汇率与资本管制

中国在 2000 年代维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低估，这使中国出口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一个实行资本管制的政府可以更有效地管理汇率，而一个浮动汇率的经济体做不到同样的事。

这在早期全球化中是一个巨大摩擦点，虽然近年来随着人民币逐步升值有所缓解，但它在中国制造业快速扩张的关键时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是具体怎么实现的，可以参考：货币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小结

以上这些摩擦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不是某一方故意作恶的结果，而是威权主义体制 +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和民主体制 + 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在其各自内部逻辑下自然运行时产生的系统性不兼容。

中国政府做的每一件事——补贴战略产业、保护国内市场、引导技术发展——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逻辑来看都是合理的。美国抱怨市场不对等、技术流失、竞争环境不公平，从美国企业和劳工的角度来看也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求同存异」比想象的要困难。 不是因为双方缺乏善意，而是因为两种系统在深度经济整合时会自动产生这些摩擦，而这些摩擦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被忽略。

二、「互惠」在分配上的极度不均

即便总量上中美贸易是互惠的，谁拿到了好处、谁承担了成本，在两国国内都是极度不均匀的。

1. 美国内部的撕裂

谁获益了？

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消费者作为整体都获益了。Made in China 的廉价产品，无论是沃尔玛里的低价商品、便宜的电子产品还是平价的服装——这些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

但是最大的获益者依然是跨国公司的股东和高管。他们可以把生产外包到中国，利用低成本制造获得更高利润率。苹果在中国组装 iPhone，利润率远高于在美国生产的可能水平；这个趋势直到今天也没有停下。与此同时，全球化还养活了一个巨大的白领中产阶级，因为当生产线搬到中国，苹果在美国增加的不是组装工人，而是数万名设计师、软件工程师、全球供应链管理专家和法律合规专家。这种「总部经济」模式，让美国的大城市（NYC, SF, Boston）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并享受着全球化分工带来的高薪。这是一个数百万人的庞大群体，他们是民主党全球化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资本流动和高端服务也的扩张，也让华尔街成为了赢家。

然而这一切是有代价的。谁付出了代价呢？

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业工人。经济学家 Autor、Dorn 和 Hanson 的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me 研究记录了非常具体的后果：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且没有反弹；非制造业（服务业）并未吸收这些失业人口。人均收入显著下降，虽然社保和医保有所增加，但远不足以抵消收入损失。

传统的经济模型假设，如果一个地方没活干，人会搬到有工作的地方。「贸易损失是短暂的」这样的乐观观点有大量的市场。但是《中国综合征》揭露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但在铁锈地带，这种调整极其缓慢且微弱。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本国人口外迁；只有精英在流动——显著的人口外迁仅出现在高学历人群（25-39 岁）和外国出生者中。留在当地的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转行能力的年长劳动力，他们最终选择了退出劳动力市场。随着经济下滑，当地房价暴跌，这导致房主资产缩水，甚至无法通过卖房筹集搬迁费用，被困在了日益衰落的社区里。政府的干预方式在无意中固化了这种不恢复的状态：虽然政府增加了转移支付，但这些钱主要流向了社保和医保，而领取这些福利的前提通常是工人已经退休或被宣布为残疾。政策非但没有帮助他们重新培训，而且在事实上资助了工人的「永久退出」。

一旦衰落开始，这些原本发达的工业城市极易触发一种自我强化的下行螺旋。缺乏大学学历人口的地区，难以吸引高增长的现代产业；过度专业化的城镇在主导产业倒下后，缺乏其他支柱产业来支撑基础经济。随着工作消失，当地出现了更高的贫困率、单亲家庭比例以及由滥用药物导致的死亡率上升。2016 年特朗普的崛起，核心就是抓住了这个被遗忘的阶层。他通过攻击自由贸易、攻击外包、承诺让制造业回流，成功动员了那些在中国冲击中受伤的选民。

除了铁锈地带的伤痕，美国还损失了以 learning by doing 为核心的中坚创新和底层研发能力。庞大的技术工人和现场工程师群体随着外包而解散，大量的产业空心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侵蚀了美国。在锂电池、材料加工和精密组装领域，美国现在发现自己即便有好的实验室设计，也找不到足够的熟练工程师和配套产业链来实现量产了。马斯克曾感叹：在美国招募熟练的模具工程师比在上海难得多——这句话每一秒都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