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妄想

二十年前，如果想驾车前往同个城市的另一片自己并不熟悉的区域，需要频繁下车问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陌生感会将你包围。对周遭环境的无知会时刻触动感知危险的神经，而回到熟悉的街区会成为一种渴望。显然，如今我们不再活在「邻里」，而是活在「社会」；地图软件的发达只是上述事实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怀特·米尔斯所呼吁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最浅显的「跳出周围而观察社会」的意义上已然彻底实现。因为在互联网的语境下——顾名思义——我们默认便是社会的人。与其抱怨说网络在侵占家庭的空间，不如反过来说，家庭，依赖于其仅存的物理上的影响力，作为异质者侵入了本该属于互联网的生活。具有类似影响力的还有办公室、学校、线下社交。目前来看，它们对于数字化时代无孔不入的围剿，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我们习惯在系统中思考。整个社会，毫无疑问是最大的系统；在它之下有经济、法律、政治、科学、教育等子系统，而它们又本该通过公司、学校、医院、社区工作、家庭，而最终触及到个人。但是现在这些作为缓冲地带的中间层消失了，我们直接和系统交互：网购和外卖系统剥夺了经济上的中间层；线上教育和近乎全知的语言大模型剥夺了教育上的中间层；即时通讯软件和社交媒体网剥夺了社会关系上的中间层，家庭、邻里和熟人不再是个人名片和社交渠道。以上一切的后果，就是我们无法抵挡「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诱惑，以至于常常陷入「社会学的妄想」之中。

解释一切的叙事（all-explaining narrative）是一种妄念，但是我们从未如同此刻一般深陷其中。张口闭口就是系统性、结构性，言必称压迫、斗争、主义。 这不能怪我们。 互联网作为连接一切鸿沟、拆除一切障碍的伟大发明，也瓦解了区域性（localization）带给我们的保护、缓冲和筛选，而这种瓦解和剥夺是在短短十几年间夹杂着欢呼声完成的，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已经像没有皮肤的人暴露在烈日下。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无用的信息、短剧、短视频；我们不需要接触那么多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我们的大脑绝不是为此而生；我们本不应该受到陌生人的骚扰；社会矛盾、政治纷争、消费焦虑本应该与我们无关；吵架不应该上升到性别博弈，出门下馆子的时候也不该想着资本压榨、阶级固化和中产阶级陷阱。但是我们同时又都知道，上面这些场景是多么的正常和有情可原。面对家庭，我们的每个决定都很重要；而面对直接连接到我们的「系统」，我们是那么渺小，以至于产生了一种蚍蜉撼树的敬畏和无力。

这种无力是懒惰的温床，而且往往和一种全局性视野带来的智性优越感一起出现。我们寄希望于用一种叙事来解释一切。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做加法（这个人这里像小A，另一些方面像小B），而是做减法（这个人本质上立场是某某主义，是某某社会观念的受害者，或者是某某群体的典型缩影）。本质主义是懒惰者似是而非地掌握话语权的捷径，而代价是大量杂多的细节被有意忽略、掩埋，这种自我欺瞒的程度不亚于叫不醒装睡的人。因为宏大叙事的本质是一张不靠谱的缩略图，而不巧的是，我们作为活在微观中的渺小个体，这种缩略图的指导性是非常有限的。拿着国家地图来找回村的路，是一种时代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