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經濟中存在食品 F 和非食品 N 兩部門,且只使用勞動力 l 作為生產資料。產量假設為:
yFyN=lFα=AlNα其中 α 是勞動力的產出彈性,同時也是勞動力總回報占工資的比重(微觀經濟學內容)。這裡我們假設 α>1/2。為研究食物的價格變化,設其相對於非食物的相對價格為 p。兩個部門中,完全競爭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問題為:
lFmaxplFα−wlFlNmaxAlNα−wlN最優要素使用量之間有如下關係:
p=A⋅(lF∗lN∗)α−1與此同時,消費者使用工資購買食品和非食品部門的產品。假設其效用為 Cobb-Douglas 函數:
U=cFcNk對食物的需求為 1/(k+1) 的總收入,而對非食物的需求為 k/(k+1) 的總收入。那麼最優消費量之間有如下關係:
p=k1⋅(cF∗cN∗)社會均衡下,cF=yF,cN=yN,聯立上述二式可得:
p=k1⋅(cFcN)=k1⋅(yFyN)=k1⋅lFαAlNα=A⋅(lF∗lN∗)α−1解得 lN/lF=k,因此:
p=A⋅(lF∗lN∗)α−1=Akα−1可知食品價格 p 與非食品產業的技術水平 A 呈正相關關係。
這個結果可以做如下解讀:當非食品部門的技術水平增長快於食品部門時,單位勞動力在非食品部門的邊際貢獻更大,因此非食品部門開出的工資更高。由於勞動力自由流動,所以這會帶來食品部門工資的被迫上漲,勞動力成本增加。而這部分的壓力,只能通過食品相對價格的上漲來吸收。
在真實世界中,這種壓⼒還可以來自貨幣政策。
非食品生產企業面臨著信貸約束,需要從銀行獲得貸款來購買勞動力並組織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寬鬆貨幣政策能夠放鬆非食品生產企業的信貸約束,從而讓非食品企業可以僱用更多勞動力,讓勞動力更快地從食品部門轉移到非食品部門。這會推高食品部門的勞動力成本,進而推升食品的相對價格。
問題一,中國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嗎?
是,但不全是。中國的結構性通貨膨脹與貨幣政策相關,宏觀數據中看到的這二者間的相關性並非偶然。但中國的貨幣政策對 CPI 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影響是間接的,得經由勞動力市場傳導過去。
問題二,中國的貨幣當局需要對食品價格上漲引發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做出反應嗎?
需要,但做出反應的時候得小心。結構性通貨膨脹雖然主要表現為食品價格的上漲,但它也是對經濟運行與貨幣增長的一種反映。如果貨幣政策不因為結構性通貨膨脹的走高而收緊,就容易讓經濟運行至過熱的狀況。但是,貨幣政策做出反應時必須小心分辨結構性通貨膨脹的成因,看看它究竟是就業市場收緊所致,還是為食品生產的供給性因素所形成。貨幣政策應該只對前一類成因導致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做出反應,而放任後一類成因導致的食品價格上漲。